豪放派,苏轼真是豪放派的代表吗？

按豪放、婉约来分词的风格，是最为荒谬的豪放派。

但凡优秀的文学之作品，无不有真情在，但这个情感是固定的吗？显然不是。人有喜怒哀乐，然则喜怒哀乐不同状态下的文学作品是一样的风格吗？若写金戈铁马之情景，你会说“讨厌，还不退兵”么？若写呢喃儿女之情景，你会说“再不听话，我砍死你”么？——-即如此，怎么可能可以简简单单一刀切做婉约定是婉约、豪放定是豪放？

实际上，词作或激昂或协婉，除却情感之外，一部分则于词牌。需知词在宋时，是“倚声而歌”者，所以歌词之情绪表达，势必要符合节拍，如《满庭芳》等婉约的调子便不适合写激烈情感；若满江红的调子便不适合写儿女情长。

而若从苏轼词来看，事实上也分不得婉约还是豪放。说到底，这个“豪放派”的起由是在苏轼的这手《江城子》：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 ，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苏轼在这首词之后，有与友人信，大体是说我在某次出猎，偶然间写了一首词，跟柳永的词不一样，我让别人唱唱的很有意思云云。

但如果我们细看，这首词讲的是打猎的情景，写的是“壮志欲筹”的主题，那这种主题怎么好去用红楼艳科的笔法？

因此，如细究苏轼的词风来看，若下个定义，那只能是讲苏轼是“随性填词”。@半卷在回答里提到：王国维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这个“旷”便是苏轼的性情。

他可以因为家童没给他开门，而写作：

《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种词，是豪放吗？不尽然吧？

也可以听蜀主孟昶的《洞仙歌令》而写作：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鬓乱。（）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⑾，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这种词，胡说都不能说是豪放的吧？

但这些词，细检其意，也有别于词家艳声，不单单只在相思离愁里黯然销魂，自有旷达胸怀含旨其中，这便是苏轼的词风。

至于有人说苏轼的《百字令》多么豪迈？—–说句实话，对着那一片惊涛拍岸的景象，随便到个人都不免会心情激荡，都不会写作“你侬我侬”，只是没苏轼写的那么好罢了。

以上，苏轼只是用词来表达了出去【艳科】之外更多的主题，但并不是所以的主题都是豪放的，甚至所谓的“豪放词”在《东坡乐府》中仅仅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已。

因此，苏轼并非、词并非是能用婉约、豪放一刀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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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和苏轼的豪放有什么异同？

李白和苏轼都是深受大家喜爱的诗人，他们又分别代表了唐诗和宋词的最高水平。我们常说文如其人，从他们的诗作中可以看出他们豪放的一面。王国维《人间词话》喜欢用诗人的诗来评价他的作品，如“画屏金鹧鸪”，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我也试着用这种方式来解读李、苏的豪放的异同。

首先看看相同点：

（1）文化自信。李、苏之所以狂，之所以豪放，那是有底气的，这种底气来自于他们的文化自信。他们都从小就博览群书，用李白的话就是“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弟兄们啊，孔子他都不放在眼里。苏轼呢，他说“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都是自信爆表。

（2）积极的出世思想。古代读书人都受儒家思想薰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大都数读书人一生的追求。李白和苏轼也不例外，他们都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所以李白发出感慨“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苏轼呢，“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其次看看不同点：

（1）李白是浪漫式的豪放，苏轼是现实式的豪放。浪漫式往往带有臆想、虚无缥缈，“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会有时，什么时候？不知道；现实式有权变、脚踏实地之感，“竹杖笀鞋轻胜马，谁怕？一簑风雨任平生。”

（2）李白的豪放是任性的，是侠客式，是仙人式。“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苏轼的豪放是通达的，是世间的行人，是哲人。“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总之，李白和苏轼都是文学史上可以称之为伟大的诗人的，他们的伟大人格不是我们三言两语可道尽的，这里权当抛砖引玉，欢迎朋友们继续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