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百万年薪,大厂人跳到国企后悔了吗?
当互联网行业的高速发展告一段落,不少大厂人主动或被迫地离开了“高速公路”,转而投奔更稳定的国企。
他们也管这叫做“上岸”。在这个时代,人们似乎有上不完的岸,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考研、卷实习……好不容易才进了大厂。如今,他们再一次放弃了旧岸,把目光投向了新岸。
然而,当两种工作塑造出的印迹、思维、生活方式相碰撞,人们要经历怎样的转变,又会获得哪些好处?在岸的转换中,失去的又是否只是高薪?最后,他们是会庆幸,还是后悔?针对这些问题,每日人物访谈了多位上岸国企的前大厂人。而他们的故事,最后都关乎一个核心命题——
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文 | 马延君
运营 | 虎鲸
浪潮与岸
赵夏已经很久没见到这么美的夕阳了,金色的光芒在远方炸开,毫无顾忌地涂抹了整片天空,太阳的余温照得身心都暖洋洋,越往远看,光亮越盛,天际线处已经红得发紫。
“红得发紫,这可真是个好兆头。”那是赵夏从一家短视频大厂离职的第一天,工作的重担卸下,浑身轻快得像是要飞起来,29岁的女孩忽然恢复了小学生心性,迎着夕阳一路蹦蹦跳跳地回了家。
然而,接下来的半年,赵夏再也没有如此轻松过。为了找到一份国企的工作,她投出了七十多封简历,参与了十多场笔试、面试。失业的恐慌、30岁即将到来的焦虑,让她瘦了二十多斤,原本饱满的脸颊凹陷下去,肋骨在胸腔处凸起,根根清晰。
2021年,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身心难以承受,赵夏在冲动之下辞掉了工作。尽管拥有985硕士学历和还算漂亮的工作履历,但环顾四周,留给她的选择也并不多。
“去其它大厂,还是一样的用命换钱;去小公司,薪资降级,还不稳定;考公务员,竞争激烈,年龄和专业都不占优势;创业又还没攒够本钱,找好赛道。”思来想去,赵夏觉得到国企工作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好出路,“虽然薪资肯定不如以前高,但胜在稳定,还有什么比稳定更重要的呢?更何况,朝九晚五,双休俱全的生活更是诱人。”
赵夏的选择不是个例,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大厂职员选择跳槽国企,他们大多在过去十几年间,被互联网的高薪、开放、自由、机遇等优势吸引,一头扎身更新潮、更具想象力的职业之中。
然而,当财富的浪潮不再风云涌动,留给普通人的生存空间也越发逼仄,收获与付出的时间、精力不成正比,无休止地加班与内卷却看不到上升的希望,甚至在降本增效的刀口下,连保住工作都成了残酷的大逃杀。
在浪里扑腾久了的人,会更向往岸的安逸。这时相对稳定,对职场人士更加友好的国企,成了不少大厂人新的奶与蜜之地。刘思哲就发现,最近两年,身边准备跳槽国企的大厂人越来越多。
2013年毕业进入互联网工作的刘思哲,经历了整个行业从野蛮生长,到繁花似锦,再到江河日下的完整周期。行业的高速发展,给她带来过许多成长与红利,例如曾经开放的工作氛围,一段从0到1搭建新兴业务的经历,一个中层管理者的体面职位,更实际些的,是一套北京市区无贷的房子。
但当浪潮不再能激荡出新的水花,而是向从业者头顶淹去,她渐渐有了溺水的感觉。领导的压力、工作的辛劳与评价体系的严苛,让她患上了抑郁症,最严重时,只有几岁的女儿都能看出她的异样,“妈妈,你的眼神怎么总是直愣愣的”。
为了将自己从水中捞起,获得喘息,刘思哲也开始向岸边游去,四处寻找国企的工作。只是投了半年简历,她只收获了一个工作机会,薪资还低到她难以接受。
很久之后,她才从朋友处了解到,尽管不少国企也希望吸纳互联网人才,为企业注入新的思维与活力,但由于涌入的人过多等原因,上岸的难度也在不断提高,“有些地方会要求学历,比如和我同时入职的,都是硕士,年龄门槛也有隐形标准,大多卡在35岁”。
最终,又投了半年简历,刘思哲终于找到了一份相对满意的国企工作,尽管薪资只有原来的40%,但这份工作足够稳定,下班和双休时间还几乎不会被打扰,放在以前,这是不敢想象的事情。
眼看身边许多同行朋友,工作合同到期后,都没有被续签,不知将被浪潮冲至何地,刘思哲觉得,自己还算是比较“幸运”。
挣扎
之所以对离职那天的夕阳印象深刻,是因为在大厂工作那三年,赵夏几乎没见过夕阳。无论外界阳光普照,还是凄风苦雨,她都如同一根钉子般,扎在恒温的办公楼工位前,有时偏头看看窗外的光线变化,有种“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恍惚感。
最开始,加班是自愿的,甚至是荣耀的。刚入职那一年,她也的确会被一些瞬间击中,例如一次做用户活动时,接触到一位22岁的女性卡车司机,会叫他们哥哥姐姐,“很认真地发来一大段话,说感谢哥哥姐姐,让她有机会通过直播多赚一点生活费”。
可当最初的新鲜感褪去,工作露出了琐碎、繁重的本质。2019年公司年会时,CEO正式提出了“追求极致”的企业文化,而这句话落到普通打工人身上,变成了“一个方案反反复复修改无数次,一周要开N个复盘会议,有时半夜两点,突然被拉进工作群,对齐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有段时间,她连续两个月,每晚十一点才能从公司离开,在后厂村明如白昼的加班灯光中,梦游般地回到家中,“累到生理性地大哭”。
赵夏曾经告诉自己不要想那么长远的事情了,“什么理想、情怀,都太奢侈了,先熬今天的工资,不想明天的挣扎”,直到病历单上“胃溃疡,三尖瓣中度返流,重度焦虑”的文字提醒她,“真的不能再熬下去了”。
她恍然明白,为什么很注重口腔清洁,嘴里还常出现奇怪的味道;为什么失眠时,总能听到心脏里像是有水流动的声音;为什么总是控制不住地烦躁,坐立难安,想摔碎手边的东西。
而当外部增速减缓,带给大厂人内部的不只是内卷式加班,还有越发严苛的评价体系,日渐收缩的上升渠道和由此带来的自我怀疑,这时人的挣扎就会更加激烈却徒劳无功。
2015年,刘思哲入职了一家大厂的新业务部门,“快车道那几年,能赶上从0到1的大项目是很难得的,也比较好拿结果,所以我每一年都会晋升,速度非常快”。
但等到2018年,经历了结婚生子,重新回到工作岗位的刘思哲,却刚好赶上了转折点,“行业逐渐饱和了,用户增长没那么快了,创造性的事情基本也都做完了,蓝海变成了红海”。
有些难以适应工作节奏的刘思哲,一度怀疑是生育让她赶不上周围人的成长速度,“给自己的压力很大,因为一件事做不好,领导会归结为你不行,而不是他的策略不行,这件事不行”。
在大厂的最后时光,刘思哲一个人承担了两个模块的业务,经常没时间吃饭导致身体暴瘦,巨大的工作压力也造成了她的抑郁症复发。
“我是那种越说我不行,我就越要证明给你看的性格,这就很容易被PUA,领导对我的反馈,永远是你没做到我满意的程度,也不会给我更高的绩效。”一位大厂资深HR对此逻辑深感熟悉,“其实越是踏实肯干的员工,越会得到中等评价,因为这样既不会让你晋升太快,又会激发你更加卖力地工作”。
而大厂外包员工陈勇,是在一场惨烈的裁员之后,才猛然发觉,自己甚至都没资格进入这套评价体系之中。
2021年,陈勇以外包身份入职某大厂后,很长时间甚至没有得到一个工位,“总部人太多了,领导说坐不下,让我们拎着电脑,挨个儿楼层看看,哪里有空位就先坐下办公”。
临时的日子过了小半年,到了2022年初,陈勇忽然发现,办公区的空位变多了,“经常一下子空出一排”,后来他才知道是因为裁员。一次找工位的过程中,陈勇看见了一个诡异的景象,“前一天那层楼还坐得满满当当,第二天再过去,只有灯光亮着,座位上空空荡荡”。
自己所在的业务线也在不断裁撤,“而且是一座城市一座城市地灭掉”,那种不知镰刀何时落下的恐慌笼罩着陈勇,他开始在工作时止不住地冒冷汗,手滑到捏不住鼠标。最后,也没有人专门向他解释是为何被裁员,接到业务线解散的消息后,他需要做的,只是和其他人一样,从这座大厂中消失。
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
历经7个月的寻觅,最终赵夏在老同学的内推下,进入了青岛的一家国企。她匆忙收拾行李,离开北京,回到老家。父母对她的选择十分满意,找工作时每天一遍的“关心”结束了,尽管薪资只有此前的五分之一,但看起来更加稳定靠谱的工作,让她第一次得到“出息了”的评价。
只是入职国企的第一场饭局上,赵夏心中五味杂陈。那时她刚刚办完入职手续,还没弄清楚具体工作内容,就被领导通知,“晚上聚餐”,并且特意强调,“上面的大领导也来,你们好好准备一下”。
赵夏思索了一个下午,没搞清楚究竟要准备什么,最后偷偷溜到便利店,买了两瓶解酒饮料,塞进包里。
晚上聚餐时,吃饭的桌子大到看不清对面的人脸,这和她过去的经验相去甚远,以前在大厂和同事吃饭,大家最常去的是小酒馆和烧烤店,七八个人挨在一起,最适合低声交流,吐槽八卦。
而等到大领导入座,所有人都像根弹簧一样,蹭地一下站起来弯腰、点头、微笑,赵夏才恍然意识到,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要从此刻开始了。
那场饭局尴尬到赵夏不敢仔细回忆,却又始终萦绕在她脑海里,先是部门领导引用李白和苏轼的诗句,起身致辞,紧接着,又是让赵夏和另外两名新人做自我介绍。
这时赵夏才明白“准备一下”的含义,前面的大哥是另一地区调来的同事,先是赞美了领导的文采,再是谦逊地讲起自己的经历,最后干了一小杯白酒,感谢大家的款待。
轮到赵夏时,她只感到一阵莫名的尴尬,干巴巴地讲了两句过去的工作,又学着大哥的样子,喝掉了面前的酒。唯一让她感到“安慰”的是,坐在她旁边的应届研究生,也和她一样不善言辞,这让她显得没那么突兀,两人红着脸,捱过了整场饭局。
和赵夏一样,周洁语刚从大厂跳槽到国企时,也有些难以适应。那是她入职第二周,因为连日阴雨,为了方便,她光脚穿了一双勃肯鞋来到单位,却发现走到哪里,大家都会特意抬头看她一眼。
最后,是旁边工位的姐姐提醒她,“以后不要穿拖鞋来上班,太不正式了,领导看见会不高兴”。
“以前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看到穿JK制服,穿超短裙的,都见怪不怪,但在国企,完全是另一种生态。”为此,周洁语特意更新了一遍衣柜,裙子要过膝,鞋子不能露脚趾,以前常背的LV和CELINE包也装进了防尘袋,换成看不出品牌的黑色皮包,“不想太张扬了”。
而等到入职第四周,周洁语已经摸清了周围同事的家庭成员,及其工作单位、性格爱好,“甚至谁家房子是涨是跌,孩子学习成绩上升还是下降,我都知道了”。
那是一种过于紧密、透明的同事关系,“因为大家常年在一起工作,几乎没什么个人隐私”,而在大厂,同事们顶着花名来来往往,连组建个微信群,都在严密的监控之下,有时知晓真名,“已经是够铁的关系了”。
每个从大厂进入国企的人,几乎都会经历一段适应期,不仅包括工作内容的转换,更包括工作对个人生活、思维,乃至价值观的塑造。
刚入职国企时,刘思哲还不太理解,为何申请电脑,开通账号权限等手续要花费一周时间,“互联网公司会在一天之内把所有流程办完,方便人第二天就开始工作”。
在工作一个月后,她逐渐体会到,国企更多的是追求质量第一,不要出错,而不是速度第一,“例如在互联网公司,快速上线一个产品有bug,那就改呗,也不影响什么,但在保险或者银行领域,一个系统有bug,可能导致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有时遵循规则,是很必要的。”
“互联网让所有事情都加速了,总希望在一周内做完一个月的事情,像是直播带货,就是缩短消费路径,刺激人快速下单,而实际人的工作与生活,真的需要这么快吗?仔细想想,其实也不一定。”
隐痛
带着大厂的工作烙印进入国企,在最初的适应期后,一些藏匿更深,甚至让人难以预料的问题,也在慢慢展露出来。
35岁年龄危机是一个门槛。因为在最高点买了房子,面对每月一万多的房贷,与不知何时就会被裁员的动荡,在大厂的34岁的李文华患上了抑郁症,最严重时,甚至控制不住地,在许多人面前痛哭。
为了结束这种状态,他将目光投向了国企,招聘的领导希望他的大厂背景,能给一潭死水的团队带来些改变,可等他入职后,周围的同事却明里暗里地提醒他,“不要太卷”,“他们会直接过来,问我打算什么时候下班,因为听说大厂下班很晚,怕我影响了他们稳定的生活”。
另一方面,领导却天真地认为,招一个大厂人,就能支撑起一个项目,“他没意识到,这个项目最起码需要十几个人来做,只有想法,又对具体的工作没什么认知”。一通折腾之下,李文华发现,自己的状态已经从极度焦虑,转变成了迷茫空虚,“人生都没有什么意义了”。
而在如愿进入国企后,陈勇也才发现,有时面对一个巨大的体系,个人的价值是不重要,甚至畸形的。
他曾有着一段堪称神奇的工作轨迹。大专毕业后,他在一家洗车店做车辆保养工作,偶然结识了一位地产公司的小领导,看他处事成熟,能说会道,将他招进部门做招商工作,从此他才拥有了“一份体面的白领工作”。
但在进入国企后,他发现自己的能说会道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直到同事在一场“交心酒”后提点他,“我们是甲方,合作对象十几年没换过,不需要你打点关系”,要想有发展,更要紧的是取得领导的信任,例如“你知道你的领导在饭局上爱喝什么酒?能喝多少?喝完是想赶紧回家睡觉,还是组织下一场活动吗?”
而周洁语是在入职国企一年后,才认识到,工作不仅与薪资、个人发展、生活状态挂钩,还会缓慢地影响一个人在社会关系中的处境。
她是因为同在大厂的丈夫开始创业,才决定从大厂离职的,“那时候觉得,一个家庭,总是需要有人用更多的时间经营,用稳定的收入托底”。
但薪资降为原来的三分之一后,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失去了金钱支配的自由,“以前过得还是挺潇洒的,五千块钱的美甲卡说付就付了,剪头发宁愿等两个月,也要花600块钱,预约明星发型师。但那天晚上,我想给家里买个1000块钱的柜子,想到这占了我工资的10%,居然下意识地想跟老公商量一下”。
一次和大厂的三位好友聚会,大家选了远郊的度假山庄,想想吃饭、住宿要均摊七八百元,她觉得有些不值。最后抱着听听行业最新动态的心思去了,却发现自己根本参与不进话题,“那种状态还是挺痛苦的,原本我和她们一样,每天聊的都是股票、期权和套现,现在这些东西离我都很遥远”。
更细碎、折磨的变化出现在亲密关系之中,因为原本在大厂的人力部门,她可以在工作过程中第一时间了解到丈夫部门的情况,为他提供一些消息,但现在“我的价值好像消失了”。
她和丈夫有关工作的讨论也越来越少,“你会发现在不同的环境下,大家是很难相互理解的,我不理解他为什么对公司每天的支出忧心忡忡,只觉得创业肯定要付出成本啊,他也不理解我为什么每天都在想怎么和领导汇报工作,只说这和你以前做的不都一样吗?”
一次闲聊中,丈夫不经意地提起,现在时间宽裕了,或许可以考虑要个孩子了,这让周洁语感到恐慌,“我的时间是宽裕了,那你呢?”一阵争吵过后,她开始用“等你公司稳定下来”,和“今天太累了,想喝点啤酒”为借口,暂时拖延了备孕计划。
离开的,留下的
工作带给人的印迹,是会缓慢变化的。这是赵夏在入职国企两年后的感悟,她开始习惯于下班就走的日常,“最开始5点下班会觉得恐怖,夜晚还那么漫长,我怎么能不工作?这样是不是就被别人落下了”。
但现在她学会了慢一点享受生活,“去看一看大海,探一探店,陪父母聊聊家常,剩下的时间还足够学一阵英语,有时人的成长,不一定都在工作之中”。
略显传统的职场环境也逐渐适应了,“其实只要提出不能喝酒,不会有人硬劝,也不会有人批评我不合群”。一次母亲肺部查出有些异常,她需要请假带母亲去复查,领导二话没说批了假期,同事知道了,还主动给她介绍了熟悉的医生。
以前请病假,她都会有愧疚感,觉得自己耽误了工作,发烧了还要盯着电脑,看有没有紧急需求,“最夸张的是,听说有个同事,回家参加亲人葬礼还要带着电脑,随时待命,现在想想,那种环境是不是已经有些病态了?”
刘思哲也是在入职国企半年后,感受到了工作与生活边界感的重要性,她终于有时间全心全意地陪女儿练钢琴、学跳舞,计划家人出游,而不用不时查看工作消息,“有时间做瑜伽、健身,现在我的体型是大学毕业之后保持得最好的,就连皮肤都变好了”。
在进入国企前,她也曾对陌生的环境有过许多担忧,“会不会说错话?会不会让领导有成见?”但在真正经历了之后,她才发现许多困难都存在于想象之中。
“其实技术条线的人都比较单纯,基本没什么应酬,同事的学历素质都很高”,而那些不能改变的事情,例如职级关系的严苛,“其实在哪里都一样”,她对一个帖子记忆深刻,“一个3-2(职级)的人吐槽说,我一个3-2的人,要听你一个2-2的人说我产品策略有问题吗?”
“但凡是职场,都会存在这样的特征,就像阿里也有被吐槽了很久破冰文化,重要的是,人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东西、有什么底线。”
陈勇则是在一场场酒局,一次次揣测领导究竟喜欢吃什么菜系、唱什么歌曲之后,逐渐明晰了自己的底线。他开始怀疑自己被破格招进国企的原因,不是过去的职业经历丰富,能够胜任工作岗位,而是自己看起来在社会上混了很久,“太油了,适合伺候领导”。
因为学历原因,他始终被隔绝在“体系”之外,“在大厂,是外包员工,在国企,是合同工,明明我们做的都是一样的工作,但薪资待遇、未来发展,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这一次,他决定跳出外界定义的“体系”,他筹划着等到3年合同到期,自己攒下些本钱和资源,或许可以创业做点事情,“哪怕是学个手艺、摆个小摊呢,如果要用尊严换体面,那我觉得体面也没那么重要”。
而在一次次内心挣扎之后,周洁语也开始向朋友打听,最近大厂还有哪些机会,“这一趟走下来,才发现一份工作对人的影响,到底能有多大”。
只是如今,大厂不再像6年前她毕业时那样,敞开大门,对所有欲欲跃试的人呐喊欢迎光临,问了一圈下来,“连职级最低的岗位,都所剩无几”。
但这一次,她已经不再会鲁莽地更换工作,毕竟从岸上跳入海里,“需要更大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