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雷锋的故事50字,居里夫人发明镭的故事50字？

1897年，居里夫人看到亨利·柏克勒尔发现铀具有放射性的报告，引起她极大兴趣。她悉心探索、反复实验，与居里先生密切合作，终于研究出两种新的化学元素，它们比铀具有更强的放射性。一个是“钋”，它是居里夫人出于对祖国的热爱，以波兰的第一个字母命名的关于雷锋的故事50字；另一个是“镭”，它倾注了居里夫妇巨大的心血、智慧、体力，甚至生命。为了证实镭的存在，他们在一间夏不避燥热，冬不避寒冷的破旧棚屋内从事起脑力加苦力的劳动，从1898年到1902年四年时间里，坚持不懈，终于从几十吨铀沥青矿废渣中提炼出十分之一克纯镭盐，并测定了镭的原子量。1903年，居里夫妇和柏克勒尔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金。

伽利略好奇善问：伽利略是意大利伟大的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他在力学上的贡献是建立了落体定律，发现了物体的惯性定律、摆振动的等时性、抛物运动规律，确定了伽利略原理。他在比萨大学读书期间，就非常好奇，也经常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行星为什么不沿着直线前进？”一类的问题，有的老师嫌他问题太多了，可他从不在乎，该问还问。有一次，伽利略得知数学家利奇来比萨游历，他就准备了许多问题去请教利奇。这一次可好了，老师诲人不倦，学生就没完没了地问。伽利略很快就学会了关于平面几何、立体几何等方面的知识，并且深人地掌握阿基米德的关于杠杆、浮体比重等理论。

伽利略智劝父亲：伽利略在年轻的时候就非常喜欢科学研究，伽利略甚至立志一生献给科学。可是在当时的环境下，研究科学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哲学家布鲁诺就因为宣传科学而在罗马百花广场被活活烧死，因此伽利略的父亲极力反对伽利略进行科学研究。

伽利略决定说服父亲，取得父亲的支持。一天晚饭后，伽利略对父亲说道：“爸爸，我想问你一件事，是什么原因促成了你和妈妈的婚事呢？”

伽利略的父亲没有想到儿子谈这个话题，伽利略的父亲说道：“是因为喜欢她。”

“那你没有喜欢过别的女人吗？”伽利略又问道。

“没有，那时候家里要我娶别的女人，可是我只喜欢你妈妈。”

伽利略说道：“爸爸，你真有眼光。妈妈现在依然是最美丽的女人。可是爸爸，你知道吗？现在我也面临着当初你的处境：现在除了科学研究，没有一份工作能够吸引我。我不会去追求财富和荣誉，科学是唯一对我有吸引力的职业。”

北京六部口，30年代的崇德中学有一双童年时期的好朋友，大两岁的是杨振宁，小两岁的是邓稼先，他们分别是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杨武之和哲学系教授邓以蛰的孩子。数十年的友谊是从逮知了的大树上，从弹玻璃球的泥地上开始的。这友谊一直延伸到了大洋彼岸。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即将回国的邓稼先与杨振宁、杨振平兄弟俩分手在芝加哥市。此后二十年，邓杳无音信。

1972年，杨振宁第二次来华。有关部门批准邓稼先在自己的家中接待他童年的朋友。旧家具被人匆匆搬走。上面特地派来木工，把邓稼先的一个旧书橱打磨赶制，又匆匆装上一面穿衣镜，使之一天之内就变成了一个“崭新”的大衣柜；破旧的地板上了蜡，又有人从办公室扛来沙发，送来了良种西瓜、巧克力和一箱汽水。仿佛是在戏台上置景。邓稼先默认了。

杨振宁来的那天晚上，大院里特意放电影，把人们都引到电影场上。楼里显得别样的清静。杨振宁一进屋门，环视片刻，便径直向书架走去。这已是一个纯粹的医学专家的书柜，除了最显著位置上的两本毛泽东著作和厚厚一叠特意摆放的祖国风光明信片。

杨振宁回过头来，含笑的眼睛颇有意味地盯着他的朋友。早在1964年，他就从美国报纸上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报道中看到了邓稼先的名字。他不愿点破，只是微微地点点头，像在说，你收拾得很干净。

这次会面的气氛比1971年的第一次会面要自然和活泼得多。那一次是在宾馆，大概这一次毕竟是在家中。杨振宁吃着西瓜，喝着汽水，一会儿直言不讳地评论中国“不能调动人的进取心”，一会儿说起他在美国搜集的中国“文革”街头小报，一会儿又谈开了联邦调查局。忽然，他问：“这是你们的家吗？”

“是，是，”邓稼先用事先统一过的口径回答，“是许鹿希医学院的宿舍。”

“怎么没有儿子的床？”杨振宁聪明过人。

儿子的床的确在布置“客厅”时拆了。邓稼先没料到诺贝尔奖获得者会看得如此精确。还是许鹿希反应敏捷，她忙打掩护：“儿子在爷爷家住。”

后来邓稼先又请杨振宁吃了一次烤鸭。和他在一起，邓稼先总感到有点紧张。他害怕童年时代的朋友会突然问起他的工作。可是杨振宁像是忘了这桩事。两个物理学家都在有意选择非物理学的话题。

这出戏直到杨振宁离北京去上海时才结束。邓稼先去机场送行，当他把老朋友送入停机坪时，杨振宁回转身，沉默了一会儿，终于问：“稼先，我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搞的，他叫寒春，这是真的吗？”邓稼先的神情惊愕起来，他激动地张了张嘴，可是立刻又把嘴唇咬住了。好一会儿，他才说：“你先上飞机吧。”

飞机腾空不久，邓稼先马上向上级报告并请示了他遇到的提问。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可以告诉杨先生，中国的原子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

激动万分的邓稼先迫不及待地写了封信，立即交专人乘民航班机赶往上海。杨振宁是在上海市“革委会”为他饯行的宴会上接到这份急件的。当他拆开信封，一眼看到熟悉的邓稼先的笔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时，泪水夺眶而出。

1957年，当杨振宁赴瑞典接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评委会要他提供一份英文的演说稿。杨振宁回答：“不，我要用中文写。”评委会说：“中文演说稿无法排印。”他坚定地回答：“那就请复制我的手稿。”

杨振宁常常从美国飞来。邓稼先的家是他平静而温暖的港湾，在邓稼先的身边是自由的。

———你给我找辆自行车！

———干什么？

———我们一块儿到香山去玩！

———我可不敢。人家能让吗？！

———真遗憾。那我们谈点什么吧，宇宙不守恒定理？规范场论？

常常，他俩的谈话就是一张纸一支笔。

那天在仿膳，席间，轻松的谈话之余，杨振宁忽然问：“稼先，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人用了七年，苏联人用了三年多，英国人用了四年，法国人用了八年，为什么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邓稼先没有说话。他的神色突然变得严肃了。他知道这是杨振宁在心中憋了许久的一个问号，一缕歉意在他心中浮沉，但他无法满足朋友的探究心愿。这不是一个人的秘密，是一个民族对于世界的秘密。沉默，这是渴望理解和渴望被理解之间的沉默。

出仿膳，邓稼先夫妇陪同杨振宁到北京图书馆，杨振宁要查阅一本古籍珍本。许鹿希后来隐约记得，那是一本中国古代哲人的著作。杨振宁查阅完毕，在许鹿希的小本上写下了这样几句话：似至晦实至明似至难实至易似至繁实至简。1986年5月30日下午，杨振宁去医院看望术后不久的邓稼先。当他滔滔不绝地对邓稼先谈起世界前沿科学的进展情况时，邓稼先的额上正沁出一粒粒虚汗。

6月13日，是杨振宁离北京回美国的日子，他又一次来到医院。两双手———打墙球的手，写物理公式的手———握紧又握紧———是真正的告别，不再是“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