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衣卫是干什么的,清朝的密折制度起到了什么作用？

理解密折以及密折制度，首先需要找到“明折”以及“明折”制度，然后进行对照锦衣卫是干什么的。否则，仅做词义考察，怎么讲都讲不清楚。

那什么是“明折”和“明折”制度呢？

这就要追溯到官僚制的源头，也就是秦制。但这太遥远。为了效率，我们只追到唐朝的三省制。

三省是政治设施，三省制才是政治制度。而“明折”和“明折”制度，就在三省制里。

三省制的运转机制是：中书省草诏制令、门下省审复封驳、尚书省指挥政务。那皇帝呢？你总不能让大唐皇帝啥也不干吧？

中书省草诏制令之后，会把草诏文件报给大唐皇帝。然后，大唐皇帝画一个“敕”字。这之后，再交门下省审核；门下省审核后，会加盖中书、门下的大印。然后，这份草诏就成了大唐帝国的最高官方文件，即敕命。而后，敕命才会交到尚书省及其六部执行。

如果皇帝不批呢？皇帝一般都会批。对于中书省的意见，皇帝很多时候只做事后确认。所以，这就相当于中书省拿到了定旨出命权，而皇帝成了橡皮图章。

如果中书制诏、皇帝画敕之后，门下省不批怎么办？

这叫封驳。

门下省有这个权力，而且就是干这个的。敕命有问题，我给你退回去，要么重写、要么别发，反正是不许执行。如果老是这么干，那不仅皇帝没面子，而且效率也太低。

所以，又在三省之外，设立政事堂。前期，政事堂就是一个开会的地方。后期，改了牌子，称中书门下，还设了五房办事机构，这才有了一点儿政治设施的意思。你权可认为是大唐宰相们可以开府办公了。

中书省长官、门下省长官，甚至还要叫上尚书省仆射（仆射是副手，尚书令才是长官，但一般不设，想想也知道，权太重），以及皇帝特批的一些人，大家齐聚政事堂，一起开会。不同意见，提前消化，取得一致之后，三省长官再分工干活：中书省草制诏令、门下省审核通过、尚书省组织执行。

那官员的上书呢？也就是要讲的“明折”呢？

奏折，是清朝的说法，战国叫上书、秦朝叫奏，汉朝开始名目繁多，有了章、奏、表、议。但无论叫什么，一般都要经过政府，政府拿出意见之后，再让皇帝做事后确认，皇帝确认之后再下发执行。

在秦汉，这个政府是丞相府。在唐朝，这个政府就是三省，也可以说是政事堂。

即便官员上书直接报给皇帝，皇帝也要将其批给中书省。所以，各种上书，一定要走中书定旨出命、皇帝画敕确认、门下封驳审核、尚书指挥政务的建制流程。

而且，只有大事才会搞得这么复杂。一般事情，不需要走这套流程。政事堂的堂帖就能指挥天下。甚至，也不是所有的决策都要报到政事堂，尚书省及其六部也有一定的决策权，小事自己就能定。

比如官员任命，这肯定是大事。但五品以下官员（不含五品），尚书省的吏部就能决定；五品以上才需要走中书门下的流程，也就是交给宰相议决。

从这个流程中，你就会发现大唐皇帝只有面子，而没里子。因为权力都在三省和宰相手中。那唐朝皇帝是不是有点儿惨？

其实，秦汉时期，皇帝比这还惨。因为丞相府比三省彪悍，丞相也比宰相嚣张。秦汉丞相有权发令抓人，而且抓来就能杀，甚至连皇帝的宠臣也能杀。为啥赵高跟李斯闹矛盾之后就不敢出宫了？但凡李斯能抓到他，那就直接杀。

三省制，在唐朝中期以后，逐渐衰败。因为皇帝一定要跟宰相抢权力。宋朝加强了君权，所以必然削弱相权。明朝则直接废了宰相，凡事都听皇帝的，相权只能在揣摩对照中才能找到一点儿流风余韵。

但皇帝一个人肯定治理不了国家。

所以，明朝大臣的各种上书，也不会直接报到皇帝那。最高等级的机密，也要内阁揭贴。如“宁南侯左良玉有本章一道，封投通政司；这是内阁揭帖，送来过目”。就是报给皇帝的军机大事，内阁也要知道，关键是也能知道。

明朝以及清朝前期，官员的上书，称为题奏本章，一种是题本，即因公事而呈给皇帝，一种是奏本，即因私事而呈给皇帝。

虽说都是呈给皇帝，但是一定要经过内阁。内阁不仅要看，而且还要票拟，也就是拿出意见。

那皇帝呢？皇帝可以参与意见。所以，意见有冲突，那皇帝就跟大臣博弈；没有冲突，那皇帝还是橡皮图章。但不管怎么冲突、怎么博弈，这个流程是有的，而且流程全公开。大家都在玩明规则，皇帝也不例外。

明朝或者清朝前期，及以前，大臣的上书都可认为是“明折”，而这套流程就是“明折”制度。因为无论是大臣的上书，还是皇帝的圣旨，都是明的。大臣的上书，不仅皇帝能看，而且宰相或内阁也能看，同时还要有副本，御史能看，其他大臣也能看。

只要走流程，那决策就会有规矩。

女皇武则天曾直接发敕。大臣刘祎则批评说：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意思是没有加盖中书、门下的大印，就不能叫圣旨。虽然没有禁止皇帝单独下敕的法令，但三省制的流程就是一种规矩。这么做，虽不违法，却无规矩。

只要全公开，那私心便很难作祟。

大家坦坦荡荡、明白说话，而且说啥别人都知道。这时候，为私的成本就会非常高。宰相为私，大臣反对、皇帝猜疑；大臣为私，同僚反对、宰相批评；皇帝为私，则大臣们联合起来统统抵制。第三种情况，明朝屡见不鲜。

这就是“明折”以及“明折”制度的威力。之后，再讲清朝的奏折和密折。

清朝照抄明朝作业，却在很多方面都给改了解题方法。奏折和密折就是其中之一。“明折”以及“明折”制度，就被清朝改成了奏折，甚至还玩出了密折。

但更改解体方法，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改题为奏”的过程。

本来，官员上书的正规文件，是题奏本章。地方的题奏本章，会交给通政使司，京城的题奏本章直接交给内阁，之后内阁票拟、皇帝阅裁，最后再由六科传发有关衙门和人员。而法理上讲，六科还有封驳审核之权，相当于唐朝门下省的职责，但在清朝也就那么回事了，直接说传发就行。

然而，奏折的玩法，却另辟蹊径。

无论地方还是京城的奏折，都会由宫门封进，然后直递御前，简单说就是直接递给皇帝。于是，通政使司、内阁以及给事中，集体失业。奏折多了，皇帝肯定批不过来。但没关系，还有军机处帮忙。到了乾隆时期，军机处成了专职辅助皇帝批阅奏折的机构。

那么，题奏本章这个“明折”，就没有了吗？

当然还有，但仅是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奏折里面的内容，皇帝认为有必要公开，那就批示上奏官员，改送题奏本章，走明程序、玩明规则。但触及权力运作核心的机要之事，往往走了奏折这套不公开或半公开的流程。为什么说是半公开？因为有些内容还是需要官僚集团周知的，比如大臣任命、比如皇帝教诲。到了1901年，大清朝终于完成“改题为奏”，题奏本章才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大清朝只用奏折。历史地看，这就相当于潜规则取代了明规则。

那密折呢？

是不是皇帝觉得奏折不好使，于是又在奏折之外发明了密折和密折制度。从历史演变来说，应该是先有密折和密折制度，再有奏折和奏折流程。

本来，题奏本章才是公文，奏折不是。那奏折是什么？

奏折是地方督抚以私人身份呈给皇帝的文书。简单说，就是大臣给皇帝写的信，或嘘寒问暖、或情感服务、或打小报告。

皇帝和官员之间，本来是公对公的关系。因为皇帝无私事。对于古代皇帝，我们不要将其视作一个人，而最好将其视作一个衙门。衙门跟衙门之间，就只能公对公，而不能私对私。那清朝大臣为什么还能跟皇帝发展出“私交”来？还能写信，而且常常写信？

因为任人唯私，所以必有私交。

很多地方督抚，本来就是皇帝的包衣奴才，也就是皇帝的私人。这些人在皇帝身边的时候，就已你侬我侬；出去办事，自然常常相思。但关键是信任。大臣可能骗皇帝，但奴才不会骗主子。

所以，奏折，实际就是皇帝和亲信间的通信，算是私人信件。既是私人信件，那就要保密，不能公开。

所以，最初的奏折，自然就是密折。我们从奏折的适用对象、主要功能和具体内容，也能看出它的秘密属性。

首先是对象。最初的对象范围很小，不是什么人都能给皇帝上奏折。康熙时期，只限于皇帝的家奴、亲信、耳目和一些高级官吏。后期扩大，主要是在雍正朝，各省提督、总兵、布政使、按察使和学政，都被赋予了上奏折的权力。不是皇帝的自己人，就不能给皇帝写信。

第二是功能。奏折的主要功能是请安、谢恩和庆贺，等等。这些功能，都不是在说公事，而是在说私事。同时，皇帝出巡的时候，还会给太后、太皇太后上请安折。所以，初期奏折的家信特色极为明显。后期，奏折变成正式公文，也就有了更多的行政功能。

第三是内容。这一点就不用解释，直接看雍正皇帝的奏折批示就行。

朕就是这样的汉子！就是这样的秉性，就是这样的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

哪家公文能这么批？甚至，你都不能说雍正在回信，他这是在发微信。你侬我侬、溢于言表，全是情感宣泄。但还有更离谱的，比如雍正批给年羹尧的：

朕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疼你，才能对得起天地神明。

如果不知道，你都以为这两个家伙在搞基。谈恋爱、说情话，也很少这么肉麻。而这却是大清皇帝在臣下奏折上的御笔批示，相当于回信。

在康熙朝，奏折这种文书虽然没有得到法理认可，但已经有了从私信向公文转变的趋势，也就是兼具了公文属性。所以，这就要求把密折区分出来。虽然都能上达天庭，但有些内容不仅坚决不能公开，而且必须保密，最好只有皇帝和奏报官员知道。

所以，这个趋势发展大体如下：

最初，奏折就是密折，完全是主子和奴才间的私人信件。但，其中记录了很多不为外人道哉的内容。如康熙五十一年上谕：

朕为国为民，宵旰勤劳，亦属分内掌事，此外所不得闻者，常令各该将军、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因请安折内附陈密奏，故各省之事不能欺隐，此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也。

“因请安折内附陈密奏”，本来是一封奴才向主子请安的“私信”，但“私信”里面有密奏。既然有了密奏，那就必须保密。

接着，皇帝就要强调保密工作，而奏折也就有了向密折转变的需求。如康熙四十八年，康熙皇帝在苏州织造李煦的请安折上的御批：

朕体安。近日闻得南方有许多闲言，无中作有，议论大小事。朕无可以托人打听，尔等受恩深重，但有所闻，可以亲手书折奏闻才好，此话断不可以叫人知道，若有人知，尔即招祸矣。

皇帝到底说了什么话，才断不可以叫人知道？李煦又到底告了什么密，才会人知定招祸？不管是什么话，反正就是不能公开，一定要保密。

而且，这种保密御批非常之多。皇帝特别担心奏折中的秘密泄露出去。如康熙三十二年给李煦奏折的朱批，“凡有奏帖，万不可与人知道”；再如康熙四十三年给曹寅奏折的朱批，“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小心！”三个小心都不够，必须说四个。

最后，如此小心、如此机密、如此不可为外人道哉，再又被权力所加持。于是，到了雍正朝，密折正式演变为密折制度。具体而言，包括四点制度化的内容：

一个是定期收回朱批奏折。书写密折之人，必须在一定期限内，将原折和朱批一起上交，由宫中保管，而且严禁私抄留存。

二是制造专用箱锁。雍正皇帝专门定制了上报密折的皮匣，还配了专门锁钥，发给可以密折上报的官员，专门用来传递密折。

三是密折直送内廷。地方督抚的密折直接送到内廷乾清门，地方小官的密折交由皇帝指定的王公大臣代为转呈。转呈的王公大臣都是皇帝心腹，如怡亲王允祥、尚书隆科多、大学士张廷玉等。

四是皇帝亲自拆阅密折。不管是直送内廷乾清门的密折，还是由心腹王公大臣转呈的密折，最后都要递到雍正案头，也必须由雍正皇帝亲自拆阅。

不用管密折内容如何，单就这套严密流程，你就能知道密折和密折制度绝对不是什么正大光明的君子政治。

那么，密折以及密折制度，或者也可以说奏折，有什么好处或作用吗？

雍正皇帝评价说：

朕即位以来，令满汉文武诸臣及科道等官，皆用密摺奏事。盖欲明目达聪，尽去壅蔽。以收实效也。

“明目达聪”“尽去壅蔽”，这话说得多好。在最初，很可能真有这个作用。但越到后来就越不是这么回事。

首先，皇帝制度成了真正的独裁制度，关键是这个制度是为私的。

以前，皇帝是大清帝国的最高领袖和最高权力衙门，而现在竟成了大清帝国的最高情报衙门。

康熙晚年一直鼓励大臣密折奏事。但规模一般、人数有限。能上报密折的，不过百人。而雍正朝就邪乎了，短短十三年中，参与密折上报的官员，就多达一千一百多人。现存的雍正朱批奏折，超过四万多件，其中汉文三万五千件、满文七千件，而大多数都是密折。

奏折逐渐上升为公文之后，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奏报者可以留存的；一类是要宫中收回的；一类是可以公开散发的。密折大体属于第二类。其他已经有了公文属性，而第二类主要是情报属性和秘密属性。

明朝皇帝也搞情报，但会假手于人，也就是东厂和锦衣卫。而清朝皇帝则身体力行，自己直接带线人、搞情报。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事，既无法“明目达聪”，又无法“尽去壅蔽”，而是彻底的道德败坏。大清皇帝在用密折制度监控大臣。

并非全是密折，不是还有奏折吗？

但这更成问题。题奏本章，虽然呈报给皇帝，但内阁和六部可以看，甚至要提前看。因为政治是公开的，大家都在太阳底下行事。但现在的奏折则直接报给皇帝，相当于废了六部和内阁。这才是真正的乾纲独断和皇帝独裁。而皇帝的上谕，除了公开的明发上谕外，还有点对点的寄信上谕，发给某人的就某人知道，别人根本不知道。发给江苏巡抚的上谕，就江苏巡抚知道，六部相关衙门根本不知道。这不仅是皇帝独裁，而且是秘密政治。

为什么要秘密？

因为私心作祟。自秦制伊始，中国传统的政治就是公开的，而唯独清朝是秘密的。那这个私心又是为了谁？为了满人部族。按照官僚制走流程，和珅能火箭提升吗？满人能称霸朝堂吗？和珅跌倒，不是嘉庆吃饱，而是汉人官僚开始崛起。再加上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满人部族利益才被掀开一块。否则，普天之下只能桎梏于私心作祟的政治枷锁之中。

今试以京官满汉缺额观之：自大学士、侍郎、尚书满汉二缺平列外，如内阁，则满学士六，汉学士四。满蒙侍读学士六，汉侍读学士二。满侍读十二，汉侍读二。满蒙中书九十四，汉中书三十。又如六部衙门，则满郎中、员外、主事缺额约四百名；吏部三十余，户部百余，礼部三十余，兵部四十，刑部七十余，工部八十余。其余各部堂主事皆满人，无一汉人。

这是邹容《革命军》的一段摘抄。单看这个权力安排，革命党能不造反吗？清末宪政，的确走得比较急。有人说是因为立宪派和民众缺乏耐心。而最缺乏耐心，还带头闹事的，肯定是革命党。但革命党不闹事，中国能把满人部族利益的权力牢笼击烂砸碎吗？所以，根子不再广东的革命党，而在北京的权贵们。

又为什么清末中国不能从帝国切换到民族国家？满人部族第一个不答应。清末变法时，慈禧专门加了两个紧箍咒，一个是“四不变”，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满族统治不能变、最高皇权不能变；一个是“五不议”，军机处事不议、内务府事不议、八旗事不议、翰林院事不议、太监事不议。而全部的核心，就是满族统治不能变，其他全是这一点的附属品和衍生品。

而原因就是大清的政治为私不为公。

第二，大清皇帝之勤政还不如明朝皇帝之懒政，“明目达聪”纯属扯淡。

明朝皇帝的懒，是出了名的。而清朝皇帝的勤，也是出了名的。尤其是雍正皇帝，每天批阅的奏折和密折数量，绝对冠绝古今。勤比懒好，勤政比懒政好。但也要看勤的内容是什么。因为密折和奏折可以直达御前，所以大清皇帝想不勤都不行，每天总有批不完的折子。但这些折多半

都是垃圾。

雍正二年，广东巡抚年希尧一气上呈了三件奏折，但奏折内容全是之前呈报过的。奏折从广东折腾过来一遍，然后又折腾了一遍。你都不知道这个广东巡抚是咋想的。雍正皇帝也只能无奈哀叹，该批还得批：

业经报明该部之事，又何必多此一奏，想尔粤省更无事可入告矣。如许遥远，特差人赍奏此三事，殊为可笑。

旧闻重报，算是疏漏，但没完没了的请安折子，就真心是在折腾皇帝了。雍正三年，福建学政黄之隽，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不停地上折子叩谢圣恩、颂扬上谕。对此，雍正也没有其他办法，也只能批示说：

凡百只务实行，不在文字语言，颂圣具文，朕实厌览。此数奏甚觉浮泛不实，如此等之奏，再不必，朕实无暇。

当然，官员们一定会利用奏折渠道，给皇帝拍马屁，也就是提供情感服务。但情感服务太多太过，也能恶心到皇帝。雍正九年，镇海将军王釴“怒”赞上谕说“捧读之下，感激愈深”，觉得自己不为皇帝效犬马之劳，就不配为人。这个马屁太过无耻，雍正直接表示不能接受：

汝等汉军人人如此奏，如出一口，言行相符者百无一二，朕实难以批谕……行与朕看，不必务言于朕听也。

雍正跟年羹尧关系好的时候，那真是各种肉麻“情话”都能说。既然这样，那官员们就一定要把“情话”交流贯彻到底，内容上比不了你俩肉麻，但可以用频率补。于是，君臣之间能把奏折玩成发微信、谈恋爱，没完没了地“蜜语甜言”。田文镜的折子，雍正每次都批，而且认真批，绝不能一个“知道了”完事。因为老田是小情人，必须宠。你皇帝给我田文镜批，那我田文镜就给你谢恩。于是，君臣往来，没完没了。最后，雍正实在烦了：

你差人奏折太勤了，何必费此无益盘缠，况朕日理万机，亦觉烦索。你奏来，朕自然批谕，若如此来往，则无宁止矣。

有疏漏、有谢恩、有马屁，还有甜言不够频率补，但起码大家都有个目的。而有些折子真心没啥目的，就是为了奏折而奏折。雍正五年，江南总督范时绎上奏说自家辖区普降瑞雪，于是造了一尊神像。雍正看完，直接怒了，你们那地方下雪跟我有啥关系、你造一尊神像跟我有啥关系，于是怒批：

朕日理万机，毫不体朕，况岁底事更繁，哪里有功夫看此幕客写来的闲文章，岂有此理！

但是，我做不了好官，做一个体量皇帝的官，以后不报垃圾奏折了，这个可以吗？那你肯定死得比谁都惨。

雍正在给山东巡抚的朱批中，大骂浙江驯服黄叔琳，说这家伙多次接到朱批谕旨，竟然不奏谢圣恩，真是岂有此理。后来，黄叔琳犯事，雍正直接翻他不上谢恩折子的后账。皇帝跟大臣翻后账，而且还翻不谢恩的后账，你只能说雍正不是什么“这样的汉子”，完全是刁蛮任性的“女朋友”。

这就是雍正皇帝的勤政，这种勤政，于国何益？除了刷存在感、占占带宽，还能干啥？与其如此，还不如明朝皇帝躲在后宫睡大觉。

第三，奏折指挥天下一定能搞出天大的笑话来，“尽去壅蔽”想都别想。

唐朝的政事堂，可以用堂帖号令四方。但堂帖是正式文件，甚至比敕书的权威还高。关键是有人把关，你送个荔枝、谢个皇恩、拍个马屁，不仅到不了政事堂，甚至都到不了六部。所以，人家是真有事才号令四方。但是，清朝皇帝用奏折号令天下，有时候就是没事找事。

雍正六年，陕西商人秦泰在路过河南孟津的时候，丢了一个装有一百七十余两银子的包裹。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大钱。于是，秦泰四处张贴告示，承诺谁能拾金不昧归还包裹，就跟谁平分银两。就在秦泰丢失包裹的地方，一个叫做翟世有的河南老农正为他看管包裹，并等着他取回。秦泰后来取回白银，而且说到做到，要跟翟世有平分银两。但朴实的老农民翟世有竟分文不取。

这件事发生在河南，而河南是田文镜的地盘。于是，田文镜就将这件事写成奏折，报给雍正。中间肯定各种添油加醋，没准儿还要玩一个标题党《我省老农拾金不昧，陕西富商迎回巨款，厉害了、我大清》。

如果奏折有人把关，那这种奏折顶多报到礼部下面的某个司。然后，司部员外郎随便夸奖几句：你们河南真不错，田文镜好好干，这事给你上《邸报》头条，你看行不？然后，也就没有然后了。

但是，这事递到皇帝那里，便立即成了大事。于是，一片长达1200多字的《恩赏义民翟世有顶戴银两谕》，新鲜出炉。这个河南老农翟世有，堪称时代楷模，给我赏、重重赏，给七品顶戴、给纹银百两，还要把事迹刻碑传颂。

甚至，雍正还把这件事上升到政治高度，“乃风俗休养之明征，国家实在之祥瑞”。河南老农翟世有拾金不昧，就这样成了国之祥瑞。

同时，雍正也没忘记怒赞一下宠臣田文镜。河南为什么能有这样的楷模国民、河南为什么能有这样的国之祥瑞，全是因为你田文镜啊，你田文镜的教化工作做得好、做得出色、做得无与伦比，你功不可没。

拾金不昧，而且拾巨款不昧，这事该奖不？该奖。该宣传不？该宣传。但玩到皇帝写1200多字的感谢信，而且还是上谕，这是不是有点儿过了？不过，好事就得宣扬。但上升到理论高度呢？成为大清政治清明之佐证，“风俗休养之明征”，是不是有点儿过了？你这到底是怒赞河南老农，还是在猛夸自己？

但这事没完。田文镜得了雍正1200多字的上谕，能不继续折腾吗？

当年七月，田文镜又上报河南穷人陈怀金拾金不昧二十四两八钱银子，也是全数奉还、也是不要酬谢。于是，雍正再次点赞加评论，“诚所谓瑞也”，这就是国之祥瑞！

你田文镜跟雍正“郎情妾意”地没完没了，那别省督抚能不眼红吗？

肯定眼红。

转过年九月，天津就上奏说本地妇女捡到白银六两五钱，而且也是全数奉还、也是不要酬谢。于是，雍正下旨赏赐，给米、给布，还赐了匾额。

天津的这个节奏，跟得真紧。估计天津衙门天天看《邸报》、读热搜，然后非要制作出这种“流量文”奏折。

那其他省呢？必须如法炮制，皇帝喜欢这种事，那就满省去找，找不到也要造一个。雍正八年五月，山西巡抚石麟呈报说，本省百姓赵亨清捡到九两一钱银子，也是全数奉还、也是不要酬谢。事还是拾金不昧的事，但人变了、地变了、银数变了。河南褒奖了、天津褒奖了，那山西只能也得褒奖。

然后，全国各地官员终于摸到皇帝的脉了，纷纷上报各种拾金不昧的好人好事。直到雍正十三年，直隶总督李卫还有类似奏折，而雍正仍旧乐此不疲地批示表扬，“以匹夫匹妇之愚，而能轻财尚义，慕善乐施，允属难得。于斯足征风俗向淳之渐，览奏朕怀曷胜愉悦”。

在雍正看来，这些个好人好事，说明什么？说明我这个大清皇帝，当得当真不错。而现在看来，这不就是个笑话吗。而所谓“尽去壅蔽”，到最后真得去了吗？

河南田文镜发了一个朋友圈，说我们省有人拾金不昧。然后，雍正皇帝又是拼命点赞、又是深度评论。接着，河南田文镜再发朋友圈，说我们省又有人拾金不昧了。然后，雍正皇帝还是拼命点赞加深度评论。再之后，天津巡抚发朋友圈、山西巡抚发朋友圈、直隶总督发朋友圈，统统都是自家地盘有人拾金不昧。而雍正则不停地逐个点赞、逐个评论，一直点赞加评论了好几年，而且乐此不疲。各地官员就一直在拿主子皇帝寻开心。

这种奇葩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末梢神经坏死，然后把脑袋憋大了。权力全都集中到皇帝手中，地方督抚只能想尽办法取魅中央。那地方上就不能有个为民造福且刚正不阿的海瑞吗？地方督抚大多都是皇帝的私人奴才，还有什么海瑞？这种等级的集权制下，海瑞活不过第一集。

密折以及密折制度，只是清朝政治败坏的表象。实质则是其为私而不为公的政治劣根，以及明规则不行而潜规则盛行的行政弊病。所以，密折和密折制度到底有没有用？也许有用，也许开始有用，而根子却是烂的，甚至还要把奏折包括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