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盟昌,《大明王朝1566》中郑泌昌何茂才死得冤枉吗？

说实话，郑泌昌跟何茂才死的一点也不冤枉。对上，郑泌昌何茂才两个人为了一己私欲跟头上的乌纱帽，连蒙带骗，甚至利用胡宗宪同乡，诱逼浙直总督胡宗宪，试图把胡宗宪拖下水。对下，齐大壮这种老百姓在他二人眼里也不过是个棋子，百姓的性命在他们眼里就是一茬又一茬韭菜，如有需要便会立即割去。而像杭州知府马宁远张盟昌、淳安知县常伯熙、建德知县张之良这些同僚在他们的眼里，也不过是个垫脚石。这样的人不被杀，简直天理难容。

胡宗宪作为浙直总督、又身兼浙江巡抚，改稻为桑这个国策如何实行，按道理来说无论如何都轮不到一个布政使和按察使牵头。所以胡宗宪这个时候无疑是站在风口浪尖上的，这一点胡宗宪心知肚明自己的处境。改稻为桑确实是国策不假，但改稻为桑一旦实行，所造成的的后果，浙直总督胡宗宪却比他俩看的要透彻的多。

胡宗宪认为，百姓没了粮食，势必会造成民变，自古有之，这是一个动摇国本的事情。可胡宗宪作为严党，严嵩对他有着知遇之恩，现在严嵩父子想借着这个改稻为桑的国策趁机兼并土地，他自然无法反驳，更何况改稻为桑赚出来的银子表面上是为了弥补国库亏空，实际上是给嘉靖皇帝代表的皇室赚钱，所以胡宗宪无论多么公忠体国，这件事他都无法直面反对，胡宗宪只能以退为进，早早的就退出了这个泥潭。

正因为胡宗宪的退出，郑泌昌跟何茂才这才走到了台前，升官本来就是喜事，两个人也可以借着这个国策发一笔国难财。但现在改稻为桑这一基本国策遭到了老百姓的强烈反对，小阁老严世藩又频频敦促郑泌昌、何茂才实行改稻为桑，两个人被夹在中间，为了活命，也为了升官发财，狗急跳墙、铤而走险去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实在是意料之中。所以郑泌昌跟何茂才才能干出来毁堤淹田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直到最后，事情闹得越来越大，远远超出了两个人的预期。

其实纵观整部剧，郑泌昌跟何茂才两个人犯的错，恰恰代表了整个剧中明代官场从上到下的内在状态。毁堤淹田是小阁老严世藩的主意，从何茂才的话中，可以看出沈一石的家产是填补了官府衙门的财政亏空，至少没有撸进了自己的腰包。总是说贪墨沈一石家产，其实细细想想，两个人还真就没贪多少，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逢迎上峰的意思。毁堤淹田是严世藩和杨金水的杰作，更何况从后来嘉靖皇帝的态度来看，皇帝似乎也不觉得毁堤淹田、贱卖国土是什么滔天罪行，比起这些，嘉靖皇帝似乎更看重的却是这些事只要不是打着宫里的名义去做就行。

浙江官场的官员比不了浙直总督胡宗宪，他们只能硬着头皮去坚定不移的执行上头的意思，他们没有退路，也没有胡宗宪那么足的底气去把上峰的意思顶下来，毕竟胡宗宪手里有兵权，手下有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现在又是恰逢东南倭寇猖獗的时候，只有胡宗宪坐镇，东南战局才能稳定。所以朝廷需要胡宗宪，嘉靖皇帝打心眼里也是觉得胡宗宪配得上公忠体国四个字的。郑泌昌跟何茂才代表的浙江官员跟胡宗宪比差的太远了，就算现在把胡宗宪拖下水，他们也难逃一死。

当朝廷决定改稻为桑这一政策在浙江推行时，就已经注定了以郑何二人为代表的浙江官员的命运，改稻为桑确实不符合国情，就算推行不下去也罪不至死，二人之所以落下如此下场，归根结底还是源于二人做事实在心狠手辣。胡宗宪就曾对杭州知府马宁远这样评价毁堤淹田和浙江官僚：“毁堤淹田，上误国家，下害百姓……他们拿你的命换银子，拿浙江那么多老百姓的身家换钱，你还得死心塌地的保着他们，还说是为了朝廷，为了国策，他们利用的不只是你，胁迫的也不只是我胡宗宪……你现在就到后面去，你听一听你所保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心肝肺。”这些话深刻的揭示了郑何二人所有的原罪，堪称透彻。

上头一直咄咄逼人，国策又遭到了老百姓和下级官员的强烈反对，毁堤淹田又让几十万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郑泌昌何茂才确实难。胡宗宪和高翰文也是严党的人，但问题是为什么胡宗宪和高翰文就做不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就算是把王用汲、海瑞放在巡抚、布政使、按察使这个位置上，他们恐怕也不会做出这种事吧？同样都是饱读四书五经之人，而且论功名，郑泌昌的功名比海瑞还要高，正是这种人却把老百姓当成案板上的牛羊肉，想怎么宰割就怎么宰割，这种人不被杀，简直天理难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