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阁,体改委也曾是个神奇的地方
体改委也曾是个神奇的地方
前几天看了任泽平先生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个神奇的地方》，昨天又参加了“第十八届中国改革论坛”，见到了原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的诸多老领导李剑阁、老师长，聆听了他们关于下一步改革的观点看法，不禁也想写一篇文章说说国家体改委的神奇之处。
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有几个重要机构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中有任泽平先生笔下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还有杜润生先生领导的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另外一个则是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体改委”）。体改委成立于1982年5月，它是一个超脱于部门利益之外的改革顶层设计机构，2003年与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合并成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存在运营了21年。赵、李、朱三位总理都曾经担任体改委主任，这种领导人员的高配也是中国任何一个部委都不曾拥有的。
鉴于体改委在改革开放中发挥的巨大历史作用，2012年“十八大”前后，体制内外恢复体改委的呼声很大。后来成立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就是借鉴当年体改委的经验成立的，而这个综合改革机构的倡导者之一就是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先生。
那么，为什么说国家体改委神奇呢？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体改委参与了从“十二大”到“十五大”之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几乎所有重大决策，是我国经济体制完成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规划设计院”。从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来讲，体改委在起草1984年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1997年“十五大”报告都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1984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制订过程中，计划经济坚持者的阻力非常大，一度难产。体改委以下属的体改所名义在西苑饭店召集于光远、董辅礽、蒋一苇等经济学家开会，并把专家的意见上传给最高层决策者，这临门一脚，对于文件定调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也迈出实质性一步。
从中观领域来讲，国家体改委先后领导了金融体制改革、流通体制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比如金融领域，体改委主导了央行和商业银行的剥离和证券市场的成立，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先生就是从体改委副主任的职位上过去的，1989年成立的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联办”）也是体改委主管的。从微观领域来讲，体改委又主导了政企分离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改革和公司股份制改革。可以说，我们生存于斯、时刻感知的现代经济社会的基础性制度性框架，都是体改委推动建成的。
第二，体改委虽然不大，整个机关也就是一两百人，但却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这里产生中国财经界的杰出领导人刘鸿儒、周小川、李剑阁、楼继伟、郭树清、彭森、闫克庆、王东进等；经济学家宋晓梧、华生、张维迎、曹远征、石小敏等和企业家冯仑等。
（财经界“三巨头”周小川、楼继伟和郭树清，他们都有体改委工作经历）
并且体改委走出来的各行各业领袖人物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特别有专业水平，特别有改革精神。体改委人员普遍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这也是后来纷纷能在专业能力门槛较高的财经领域担任重要领导的原因。后来美国学者Catherine Keyser出版过研究中国决策专业化的专著，研究对象就是体改委，显然在八九十年代，体改委无疑是中国专业化水准最高的政府机构之一。再者，这些体改人无论是以后当上了政府领导，还是在学术界、商界都秉持着很高的改革热情和社会责任感，都是在行业中有创新力、有格局的人。
为什么体改委能够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呢？我想首先得益于体改委的高起点。体改委创始时期的几个主持日常工作的领导人安志文、杜星垣、童大林、廖季立、詹武等人都是体制内既有丰富政治履历（他们大多数是延安时期参加革命，做过开国领袖们的秘书），又具有开明思想，还有极高理论专业素养的人，是同龄人中德与才的佼佼者。他们以身示范，形成了一个思想解放、刻苦求真、没有官僚主义的团体氛围。
其次得益于几任体改委领导们能够不拘一格降人才。但凡能够进入国家部委机关工作的年轻人，都是同龄者中出类拔萃者。但是有的机关能够培养、锻炼出一大批人才，而有的机关死气沉沉，甚至陷于内耗呢？我想跟这个机构负责人的领导水平很有关系，如果这个机构的负责人能够心胸宽广的去给年轻人施展才能的机会，那么情况就不一样。体改委领导们（有的本身就是国务院主要领导），出差时经常把刚刚参加工作的青年人带上，很注意听取他们的意见，给予他们施展才华和锻炼的机会，很多人三四十岁就被委以重任，让体改委成为“人才摇篮”。
（中国经济体改研究会每年一度于北京西郊召开“宏观经济形势和改革走势座谈会”，为中央决策提供咨询，这个传统已经持续了很多年）
第三，体改委是最富有改革精神的机构之一，一直被大家视为改革的“精神图腾”。在八九十年代，新旧观念交锋激烈，很多经济改革理念往往是意识形态禁区，宣传和提倡起来风险很大，用杜润生的话说改革搞不好“要掉脑袋的”，但是体改人依旧敢于坚持真理去推动改革。例如廖季立、徐景安等人都被因为主张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被点名批判，但是他们仍旧不改初心。
另外，体改委的同仁们虽然从事的是经济改革，但总是从国家和人民的大义出发，主张政治和社会体制全面改革，认为只有全面的改革，才能保证经济改革的成果被人民享有。四十年来，他们的思想一直走在时代的前列。
正是因为大家是个理念共同体，而不是利益共同体，但凡在体改委工作过的人，对它的归属感和团结力特别强。虽然这个机构不存在近20年了，但是体改人仍然能够在中国经济体改研究会的召唤下凝聚起来，坚持不懈地研究改革，为改革鼓与呼。我想这种凝聚力是体制内其他部门领域不常见的，这就是理想和信念的威力。
也正因大家坚持这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精神，对于体改人来说“改革无止境、生命无止息”。安志文先生97岁时还坚持每天到办公室上班，到生命最后半年，走不动了才在家办公；高尚全先生现在91岁了，昨天还要腰板挺直，站立发表演讲；其他体改委先辈们即便退休，也都是斗志饱满地活跃在社会各领域。所谓”改革人永远年轻“，他们是最真实写照。
（第一任体改委党组书记、中顾委委员安志文先生，1919-2017）
最后，我想这也是往往被大家忽视的，体改委也是引进国外经济思想的重要桥梁，是促成中国当代经济学科产生和完善的平台之一。体改委成立以后就积极开展出国考察和对外思想学术交流活动（很多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名义），先后派出考察团去东欧、西欧、日本、美国等，并与世界银行等机构联合召开了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1986年“金融体制改革国际研讨会”和1987年的“国有企业管理和组织国际研讨会”和“曼谷会议”（即五方四国“计划与市场”研讨会），同时跟多位著名西方经济学家，如托宾（James Tobin、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鲁斯（Wlodzimierz Brus）、科尔奈（János Kornai）和华人经济学家邹至庄、林重庚、刘遵义等建立良好的关系。这些活动不仅是改革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政治活动，也大大推动了我国当代经济学的建立，更为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
（巴山轮会议部分经济学家）
所以，体改委的意义不仅仅是曾经存在的一个国务院部委，而是中国改革开放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改人的故事也是中国改革精神的不朽史诗。我于2010年工作的第一天，同事给我安排了办公室，对桌是曾经长期担任总理秘书的李先生，让我立刻感受到这个机构的厚重。尽管我是一个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但是一开始就受安老（安志文）、高老（高尚全）、杨老（杨启先），以及宋晓梧、迟福林、樊纲、石小敏、袁绪程等领导师长的卓越专业见解和高尚人格的熏陶，即使后来离开这里，无论身在何处，做何种职业，都让我受用不尽。源：河北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