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事变,北京政变之后，中共对冯玉祥认识的变化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从直奉战争前线突然返京，发动“北京政变”北京事变。此举给全国各界带来巨大的冲击，纷纷对此表达了彼此的看法。对于此时冯玉祥的政治动向，中共中央也密切关注，并在机关报《向导》上发表了多篇文章。
但是，对于这件标志着冯玉祥有着革命倾向性的事件，中共领导人对其的看法在一开始却有着分歧。
政变初弥，陈独秀就发表了《北京政变和中国人民》一文，与彭述之的《北京政变和投机无耻的公团之请求》，蔡和森的《北京政变之内幕及其结果》和《北京政变与国民党》两篇文章都一致指出，这次政变是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一次权力转换，是“英美更换新工具”。冯玉祥“一面固然是倒吴自建，别面则是替天行道”。这个所谓的“天”就是以英美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其阴谋“乃是实现一个由列强共同操纵的各派军阀首领之和平会议”。
由此，中共中央在《向导》92期指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已经进入了第三个新的时期，即利用经济支配权力，实现分裂中国的目的。
与在南方的中国中央看法不同的是，长期在北方进行党的工作的李大钊认识到冯玉祥虽然不是一个“当真有志于革命活动”的革命家，但冯玉祥和段祺瑞、张作霖等旧军阀具有一定的差异，提出如能与冯玉祥国民军合作，借以发展北方的革命势力，与南方广东革命政府配合，南北呼应，极由可能扭转革命形势。
同样的，共产国际、苏联也看到了“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的变化，以及对中国革命产生的积极影响。北京政变后的第四天，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会晤了冯玉祥，接着鲍罗廷又拜访了冯玉祥。
冯玉祥在《我的生活》中回忆说：“鲍罗廷和加拉罕也先后由人介绍相识，常来找我谈话……我们的接触，越来越亲密，越来越接近，于是我的思想和许多政治方面的见解也慢慢起了变化。”
正是因为察觉到冯玉祥思想的变化，苏联才“考虑了中国同志的意见”之后，决定对冯玉祥的国民军进行援助。援助力度之大，甚至超过了当时对广州国民政府的援助。
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虽然直到1925年1月，党的“四大”宣言中，仍然把冯玉祥和“最反动的段祺瑞”并称，斥责他们“仍旧耍着军阀的老把戏，争权夺地，无有息时”，但仅仅半年之后的7月10日，在《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搞‘五卅’运动中为民族自由奋斗的民众》中，“号召民众一致团结，以实力赞助国民党和国民军”，并在同年9月的党中央扩大执委会中指出，国民军有反帝国主义的情绪”，“所以冯玉祥等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之间的冲突，当然与最近将来中国民众争政权的革命运动有直接的关系”。这些都代表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军的看法发生了改变。
从此，中共中央积极参与到国民军的建设中，帮助他更好地了解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国民革命的意义。
反法西斯战争(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诡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被中国驻军严词拒绝，日军随即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史称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此事件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
为什么称为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因为在此之前日本 就不停地在侵略中国，日本自明治维新后，政治、经济全面发展，逐渐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1874年出兵侵略台湾；1879年占领琉球；1894-1895年通过甲午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日本兵占多数，并通过《辛丑条约》取得了在北京和天津的驻兵权，此驻兵就是发动七七事变的兵源；1914年出兵山东省，1931年9月18日，挑起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并将魔爪伸向华北。1936年6月，日本天皇批准了新的《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公然宣称要实现控制东亚大陆和西太平洋，最后称霸世界的野心。
九一八事变，日本派兵入侵东北三省后，遭到国际联盟谴责，发现自己没有盟国。而希特勒有意与日本结盟，他需要日本来制衡当时的苏联。于是在1936年，德国与日本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从此日本在欧洲就有了盟友。为全面侵华战争做好了外交和战略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