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n号房引蜘蛛,韩国n号房创始人是什么意思？

据韩国纽西斯通讯社刚刚消息，韩国“N号房”创始人“godgod” （真名文炯旭）一审被判34年韩国的n号房引蜘蛛。

据报道，韩国大邱地方法院对涉嫌违反儿童、青少年性保护相关法律嫌疑（制作、传播色情物品等）被拘留起诉的文炯旭，判处有期徒刑34年。

此前，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1月21日就韩国“N号房”性犯罪案两名共犯作出一审判决，以制作及传播色情物品、强迫等罪名判处嫌疑人姜勋（音译）15年刑期，另一嫌疑人韩某（音译）11年刑期。2020年11月26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曾判处该案主犯赵主彬40年刑期，另有其余数名共犯获刑5-15年不等。

“N号房”性犯罪案2019年起经韩国媒体披露后引发韩国社会极大关注，犯罪嫌疑人通过胁迫受害者拍摄色情视频等方式，将相关内容在即时通讯软件Telegram里的聊天室内传播并以此牟利。聊天室的名称按照数字排序，统称“N号房”。2020年3月底，韩国警方成立案件专门调查组对案件展开调查，12月底，韩国警方“网络性犯罪调查本部”公布，在9个月的时间内共调查3575名嫌疑人并拘押其中的245人。警方深入调查的同时，韩国法院也在对案件进行审理并陆续宣判。

如何看待韩国n号房间这一事件？

应该说“N间房困境”而不是“N间房事件”，因为在立法执法不严、有处女情结且审美取向低幼的亚洲，互联网的发达所带来的针对未成年人的性侵害与色情贩卖绝不是孤例：还记得去年有女生被胁迫成为福利姬，在第一时间遭遇的却是被部分大V传播视频并人肉嘲笑吗？

metoo让人们知道了女性于校园职场面对的性骚扰困境，“N间房困境”让人们知道了未成年女性面对的互联网性侵害——这是重要的历史节点，让人们知道原来针对女性的性侵害如此频繁，原来女性面对的真实处境是这样的。

五千多万人口的韩国，有二十六万男性进入过N间房，这是一个极其可怕的比例，几乎相当于每一百位男士中就有一位愿意付费购买非法偷拍视频——进行一种明目张胆的、侵害女性的违法行为。

这样高的比例，完全可以证明整体社会环境对男性的纵容、对女性的物化、司法程序的种种疏漏。只有由男性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与司法部门的共同放任，才会培养出如此多的性侵犯。

而韩国女性对此作出的最激烈抗议，不过是两百万人联名请愿，要求政府公开曾进入房间的男士姓名——这似乎引起了很多韩国男性的恐慌，有人认为这会导致很多无辜人士招致无谓批评——为什么是无谓批评？因为这些男士发自内心的认定：购买未成年女性色情视频没错，自己是无辜的、自己不应付出代价。

归根结底，女性之所以会产生恐惧和愤怒，是因为司法的纵容：即使在韩国持有未成年人色情产物违法，持有者面临的很可能也仅仅只是经济处罚。而因为种种限制，韩国警方很可能根本无法将N间房涉及的所有参与者全部逮捕。

女性恐惧，是因为她们根本没有任何途径得知身边的朋友同事同学是否是N间房罪行的参与者。而这份不可知，在一个习惯对受害者进行荡妇羞辱的社会，只会将惩罚施加在无辜的女性身上。

在施害者很大概率可以逃脱法律惩罚的情况下；要求身份信息公开，本来就是妥协之举，是公众为了避免下一个女性受害的最后屏障。

女性愤怒，是因为女性依然生活在性侵犯被舆论庇护、受害者被荡妇羞辱的社会里。这有什么不可理解？

如果部分男性为N间房招致的女性敌意感到委屈，应该意识到：在一个存在司法漏洞的男权社会，他自己对女性来说确实是一个可能被纵容的潜在罪犯。

如果男性想要改变这一身份，应做的是制止身边的犯罪行为、参与公开请愿、拒绝荡妇羞辱与倡议司法改进——起码要意识到拖累自己的是同性别者，而绝非作为受害或潜在受害者的女性。

道理很简单，如果在一个所有性侵犯都可以受到严厉惩罚、性侵害案件不断降低的社会，男性想要自证道德也会更容易。如果在意女性评价，男性完全应该为了这一目标努力，而不是指责女性过于敏感——如果女性可以清楚知道每一百名男性中谁是购买未成年色情产品的罪犯，那她怎么还会攻击剩下的九十九人？

韩国“N间房事件”的受害者是韩国女性，而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当下，面临“N间房困境”的是所有女性。在购买或持有未成年色情照片/视频不构成犯罪的我国，女性对面的困境很可能更大，我们因此产生共鸣与愤慨也完全正当。

当然，严惩性侵犯的司法环境与社会舆论保护的是所有可能成为弱者的人。也因此，男性在参与声援这类议题时，实在没必要强调自己的性别身份，这并不只是女性自己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