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马,什么朝代开始出现大量车马
中国是最早造车的国家之一，相传距今约5000年前的黄帝时代就已出现了车。关于中国古代是从何时确切开始使用车子的，至今还是个谜。《左传》车马、《墨子》等先秦时期的文献中，有“奚仲作车”、奚仲曾为夏朝的车正的说法。但是目前尚未发现夏代已使用车子的考古证据。最初的车以圆形木板作为车轮，称为“辁(quán)”，后来对车辆作出重大改进，从此开始使用带辐条的空心车轮。
在河南偃师商代早期都城中的道路路面上曾发现车辙，表明当时已经使用了车子。但是，该车辙两轮之间的距离仅1.2米左右，远远窄于商代晚期马车的2.2-2.4米的轮距。因此，估计它可能不是马车留下的车辙。古代文献曾记载商人的祖先王亥“作服牛”，因此，商代早期商人有可能已经使用了牛车，不排除偃师商城发现的车辙是牛车或人力车留下的。迄今为止，在我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车子实物是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晚期（距今约3300-3050年前）的马车，目前已发现数十辆。当时贵族下葬时，通常都有成套车马及驾人陪葬。这些马车多被埋葬于贵族的墓葬旁边，一般一座车马坑中埋放12辆车。多数马车上有青铜制作的车马器，有的车箱内还有兵器和驾驭马车所用的器具。有的马车边还埋有驾车的驭夫。可以看出，商代晚期的马车主要是用于车战和贵族的代步工具。商代的车基本都为单辕两轭，这可以从甲骨文中象形文字“车”的字型得到证实。
西周时期是中国古代礼制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古代的许多制度出现于西周时期。车马制度也不例外。当时，马车除了继续被用于作战之外，还被作为等级身份的体现物。据周代的礼书记载，从周王到诸侯、卿大夫，依据其身份的不同而在车子的结构、驾马的数量、车马器的形制、车子的装饰等方面有严格的区别。在周代的贵族墓葬旁边，常可发现附葬的车马，坑内埋放车马的数量和旁边贵族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相匹配。迄今所见西周时期的车马坑埋放车最多的可达十余辆，去年发掘的湖北枣阳九连墩一号东周墓旁边的车马坑中的车子达33辆之多。周代时，已采用油脂作为车轴的润滑材料。
另外，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之间战争频繁，而且盛行车战，动辄就使用数百乘甚至数千乘战车进行作战，拥有战车的数量也成为衡量列国军事实力的标志之一，因此就有了“百乘之国”、“千乘之国”甚至“万乘之国”的说法。这一时期，造车技术已非常成熟，《考工记》中就对车轮制造的平正均衡、稳定耐磨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战国晚期，骑兵逐渐取代战车成为东周列国主要的作战手段。
秦代时，战车仍是主要的作战工具，秦兵马俑坑就出土驷马战车100多辆。同时，车作为日常乘行工具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秦统一后，实行“车同轨”制度，车辆制造进入标准化阶段。早期的车车厢很小，只能站立乘行，后来车厢逐渐扩大，出现了可坐乘的安车。秦陵出土的二件铜车马均仿自真实车马，比例为真车的二分之一。一号车为立乘之前导车，长2.25米，高1.52米。单辕双轭(è)，套驾四马。二号车为坐乘之安车，全长3.28米，高1.04米。车厢分前后两室，前室为驾驶室，后室为乘主坐席。车厢上有椭圆形车盖。车为单辕双轮，前驾四匹铜马。
汉代机动部队多以骑兵充任，战车从此消失。同时，普遍乘行车辆结构也有很大变化，单辕车逐渐被两辕车取代。三国时期，还出现了计里鼓车和指南车这两种带有精巧机械装置的车辆，前者用于记录行驶里程，后者用于指示行驶方向。在汉代诸侯王的墓葬中，可以看到有车子随葬。
魏晋时期(220—316)出现了独轮车这种便捷的车式装载工具，一直沿用至今。有人甚至认为，史书中记载的诸葛亮(181—234)发明的木牛流马其实就是一种独轮车。早期车辆多以马拉，魏晋南北朝(220—581)时开始流行牛车。牛车速度虽不及马车，但行驶颠簸小，乘坐相对舒适。
宋代开始，轿子逐渐流行，客观上抑制了载人车辆的发展。乘轿时，虽前呼后拥，极为风光，但从机械科学角度看，以人力的非轮式机械代替畜力的轮式机械，无疑是技术上的一大退步。中国古代造车技术也因此长期停滞不前，直至近代马车的结构和用途未再发生大的变化，最终被来自西方的四轮机械动力驱动车辆取代。
